来源: 质化研究 胡钰 陆洪磊
扎根理论是目前非常“显赫”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有学者系统的梳理过扎根理论的历史及流派。作者分析了它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认为这一方法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匹配,对于提升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原创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胡钰 陆洪磊
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第2期
摘要
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大多为质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单一、规范性不够的困境,宏观论述与微观观点较多,中观研究图景缺乏。作为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原创性中观理论,是以科学范式主导质化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本文梳理了扎根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应用,分析了它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认为这一方法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匹配,对于提升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原创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扎根理论;新闻理论;原创性研究;中观研究;
扎根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应用
(一)扎根理论的产生与特点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由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二人合作了“扎根理论三部曲”,即1965年的《临终意识》(Awareness of Dying)(Glaser&Strauss,2017a)、1967年的《扎根理论的发现》(The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Glaser&Strauss,2017b)和1968年的《弥留之际》(Timefor Dying)(Glaser&Strauss,1980)。这三本书的问世也标志着扎根理论的诞生。扎根理论综合了格拉泽所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主义倾向以及施特劳斯所在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倾向(Bryant,2017:63-65),将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二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当时引发了一场质性研究的“革命”(孙晓娥,2011)。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目的在于挑战由韦伯、涂尔干、哈贝马斯等人引领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风潮,使质性研究方法超越描述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理论框架的领域,由此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概念性的理解(卡麦兹,2018:7)。这种实证与建构相结合的范式,对传统描述式质性研究方法的超越,以及其具备的科学性的操作方法,使扎根理论具有强大优势。
随后,二人又发表了《通道:一种形式理论》(Status Passage:A Formal Theory)(Glaser&Strauss,1971)、《理论敏感》(TheoreticalSensitivity)(Glaser,1978)、《谈判》(Negotiations)(Strauss,1978)、《社会科学家的质化分析》(Qualitative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Strauss,1987)等一系列著作,对扎根理论的哲学理念、操作方法和具体技巧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扎根理论。
然而,就在扎根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中,格拉泽与施特劳斯就该理论的归属权问题产生纠纷,这个矛盾随着施特劳斯和科宾发表《质性研究概要》(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trauss&Corbin,1990)达到顶峰。之后,格拉泽随后出版了《扎根理论分析概要》(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Glaser,1992),公开地将自己与施特劳斯和科尔宾所表达的观点区别开来,并谴责施、科二人背离了扎根理论的原旨,提出了虚假的研究方法。不过,虽然二人观点产生了分歧,但扎根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操作方法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学界对此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有着清晰判断。
(二)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分野
早期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综合了演绎与归纳两种逻辑,不预立任何假设,出于实证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和素材,对其进行编码,提炼概念,再加以理论抽象,以达到更高级的概念,直到理论饱和,进而提出理论(Glaser,1978)。简而言之,扎根理论是一种“发现理论”的理论,这也使得扎根理论本质上更像是一种研究方法。
格、施二人将扎根理论分为实证的扎根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和形式的扎根理论(formal theory),分别对应偏实证、经验性的社会学调查(如病患护理、种族关系、职业教育等)和偏概念、抽象性的社会学调查(如社会化、个体自适应、权力与权威、激励制度等)(Lucas,1973)。此后的发展中,扎根理论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取向:系统程序取向、浮现设计取向和建构主义取向(吴亚伟,2015),但从范式上讲只有两种取向: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格、施二人提出的扎根理论有着显著的客观主义色彩,被称为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出现自20世纪90年代,核心人物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提出了建构主义的立场,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扎根理论提出了挑战(Denzin&Lincoln,2000)。她认为,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其实是通过话语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来探索话语所构建出来的世界,是在丰富的经验材料之上,通过不断归纳和对比分析进行理论归纳的,最终目的是要自下而上地“建构”出一个理论来,而不是去“发现”一个现成的理论(Charmaz,2006)。建构主义范式的引入帮助扎根理论摆脱了传统质化研究者缺少假设和文献的批评,对于扎根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Bryant,2017:76)。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均以质性研究为主,研究过程中会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强调“持续比较”和“理论抽样”的重要性,但在核心主张、哲学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比较
简而言之,客观主义扎根理论主张把文本变成数据和变量,去“发现”理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则主张文本是解释和理解的工具,解释的过程正是“建构”理论的过程。两派在看待理论应用到实践时,特征几乎都是一致的:二者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都注重在实质领域的应用(卡麦兹,2018:10);其逻辑都能够达到实质领域,进而进入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范围,即可以产生抽象的概念,使关系具象化(Kearney,1998);可以覆盖相当的经验情境范围,具备较好的延展性和推广性,甚至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来形成理论概念;都旨在发现/建构中观理论,而非宏大理论。到目前为止,二者在扎根理论研究中平分秋色,客观主义学派根深叶茂,建构主义学派后来居上,共同促进了扎根理论的发展。
(三)扎根理论的操作与应用
卡麦兹将扎根理论的操作方法分为搜集数据、编码、撰写备忘录、理论抽样、重构理论、撰写草稿和反思研究过程七个基本阶段。她认为:
“扎根理论要对数据进行比较,向上建构抽象理论,同时向下把这些抽象理论和数据联系起来。它意味着要了解具体和一般——而且要看到其中新的东西,然后考察和更大问题的关系,或者产生更大的未曾发现的总体性问题。”(卡麦兹,2018:229)
这段话较为凝练地概括了扎根理论操作的核心要义:不断比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联系理论与数据,了解具体和一般。
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可以通过民族志、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典型的质化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收集和整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需要正视自己在数据搜集过程中的影响——研究者自身的固有观念、解释框架和语言习惯等会隐性地内化到最后呈现的数据中去。
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核心阶段,是将搜集到的数据转化为研究可用数据的关键步骤。对于如何区分编码方式,半个世纪以来存在着多种说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或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选择文本进行逐词、逐句或逐事的编码和分析,提炼初级概念,根据与有关文献和已有数据之间进行不断比对和修正,要求编码必须贴合数据,做到契合(fit)和相关(relevance)(卡麦兹,2018:61-69)。
第二阶段为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相较于第一阶段更具有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Glaser,1978),使用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初级编码,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编码,确定编码是否充分反映了数据,形成能够产生概念的类属(categories to concepts)(卡麦兹,2018:73、177)。
第三阶段为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又称“轴心编码”)或理论编码(theory coding)。主轴编码的提出者主要是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Corbin,1990,1998),主轴编码将类属与亚类属联系起来,将分散的数据连贯为一个整体,使得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核心目的是将文本转化为概念,回答了“哪里、为什么、谁、怎样以及结果如何”的问题;理论编码主要由格拉泽提出(Glaser,1978:72),也是将聚焦编码形成的类属之间关系更为具体化的步骤,侧重点在于将分析性的叙事更为理论化。主轴编码和理论编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第四阶段为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更具针对性地对已有的类属进行系统性分析,确定核心类属和核心概念,围绕核心类属将其他类属进行系统地联系,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模型。
在上述编码过程中,撰写备忘录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形成类属、整合类属、确定类属间关系、建立理论模型的重要工具,也是研究者整理思路、启发自我的不二法门。
编码过后,研究者会产生疑问,怎样断定我的扎根理论足够充分地贴合和解释了已有的数据呢?为此,需要进行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来判断扎根理论是否达到了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理论抽样就是通过对数据进行抽样(sampling),补充和完善类属的属性,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出现,说明类属已经达到饱和,然后进行分类(sorting)和画图,从而整合所生成的理论(卡麦兹,2018:122)。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调动研究者的归纳推理能力,总结目前类属的情况,也需要发挥演绎推理能力,来寻找新的类属以完善理论。
整个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
图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示意图
在完成反复的比较、反思、修改和重构后,一个接近于完备的理论便诞生了。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扎根理论提倡“无预设”的自然呈现,但并不意味着放弃文献工作。了解文献才能具备必须的理论背景,有助于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理论定位,能为理论的形成提供重要的比较维度。事实上,好的扎根理论是一定要做文献工作的。
(四)扎根理论研究质量的评判
如何评判扎根理论的研究质量呢?格拉泽认为,一个已完成的扎根理论要满足以下标准:要与数据非常契合,有实用价值,有概念深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可以调整并具有解释力度(Glaser,1978、1992;Glaser&Strauss,1976)。卡麦兹认为,一个好的扎根理论研究应当满足以下四个重要标准:(1)可信性(credibility),数据是否可靠,论证是否充分,类属是否足够,是否能让读者认同;(2)原创性(originality),类属是否新鲜,是否形成新的概念,社会和理论意义是否得以体现;(3)共鸣性(resonance),类属是否充分描述了经验,是否能与更大的集体和个体之间形成关联;(4)有用性(usefulness),具体体现在经验、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贡献(Charmaz,2005;卡麦兹,2018:230-231)。
这些评价标准既是评判扎根理论研究合格与否的标准,也体现了扎根理论研究相较于单一方法的量化或者质化研究的独特优势:(1)好的扎根理论研究是可信的、经得起考验的,结论有充足的数据和充分的论证支撑,研究是有实证依据的。(2)好的扎根理论研究富有原创性,绝非人云亦云,其理论成果往往是独到的。(3)好的扎根理论研究是有深度的,避免了人们对量化研究“自证”和证明“易得猜想”的诟病,结论可以给人以启示。(4)好的扎根理论研究是可以指导实践的,是“实质的”“有用的”,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不是夸夸其谈的空中楼阁。
(五)扎根理论的常用分析软件
开展扎根理论研究最常用的分析软件当数QSR International开发的NVivo,目前已经更新到第12代。NVivo主要用于定性数据分析,旨在为研究人员提供存储、管理、查询和分析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其他类型数据)的平台和空间。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使用多种定性分析功能,包括过滤原始数据、排序、统计词频、查询文本、编辑节点等,发现和建立数据之间的关系,分配和定义数据主题和类别,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以及创建报告等等(Phillips&Lu,2018)。当前,NVivo已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较为频繁地被用于分析访谈数据和调查数据(Gibbs,Boettcher,Hollingsworth&Slania,2012;Wiley&Mischo,2016)。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首先会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会整理成标准文件格式,如txt、docx、pdf等,然后导入NVivo,分析文本数据。操作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步骤是创建代码(在软件中称为“节点”和“案例”),即将特定的文本,进行逐事、逐句甚至逐词编码,形成一个个“节点”。在对所有文本完成编码后,研究者需要删除无意义节点,对部分节点进行重新命名,使节点整洁、有序,然后合并同类节点进而形成新的“二级节点”,再对“二级节点”进行合并形成更高级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要注意记录备忘录并导出带有定义和层次结构的编码本,以免忘记编码过程中重要的细节。这些备忘录和编码本后期往往可以直接应用于论文的写作。
此外,NVivo还提供了不少数据可视化的功能选项,例如创建关系图、概念图的能力,以及创建预定义和自定义报告的能力。这些功能在研究者整理完节点和节点间关系后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扎根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一)扎根理论在已有研究中的应用
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从国外研究情况看,扎根理论的应用在健康传播中最为广泛(Donovan-Kicken,Tollison&Goins,2011;Michael&Lachan,2017)。近年来,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内不断扩展,如网络舆论(Steen Steensen,2009)、媒介议程(Herfroy-Mischler,2015)、受众研究(Martin,2008)、新闻生产(Bläsi,2004)、社交媒体(Lee,2015)、媒介形象(Tucker-McLaughlin&Campbell,2012)、方法论研究(Ward,Gott&Hoare,2015)等,也被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学者所认知、学习和使用。
从国内学界来看,有学者归纳出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三大应用领域,分别为“新媒体用户的使用行为研究、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研究以及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与研究转向分析”(张婵,2019)。这一概括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全面。除了这三个领域外,目前扎根理论还被逐渐应用于新闻生产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研究(丁汉青、苗勃,2018),媒介与国家治理(史路遥、夏一雪等,2019),以及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研究(张碧、王广新等,2017),等等。
近年来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扎根理论可以适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更多领域,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在这些研究中,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案例研究普遍,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关注中观理论的研究方法,它的建立往往基于一个或几个具体的案例;二是访谈法和网络数据挖掘成为常用的数据搜集方法,扎根理论的数据来自于语言文本,访谈是最便捷、高效的方法,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话语是现实世界生活话语的重要补充。
(二)扎根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的优势
虽然说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逐渐获得广泛应用,但目前仍以传播学研究为主,新闻学领域的扎根理论研究仍然较少。
丁汉青和苗勃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时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研究,是扎根理论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代表作之一。该研究通过对21名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讨论当前新闻职业认同是否存在危机,以分析当前中国内地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构成维度。该研究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形成了影响力下降、上升受限等18个初级概念,再通过主轴编码形成精神价值认同危机、使用价值认同危机等7个次级概念,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形成价值认同危机、专业认同危机、角色认同危机这三个主要的核心范畴,作为解释当前中国内地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构成维度,同时还讨论了作为重要变量的技术在这三个维度中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丁汉青、苗勃,2018)。
在这篇研究中,扎根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优势可见一斑。第一,不同于传统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使该研究充分运用研究数据,使归纳建立在全面而牢固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不存在遗漏细节信息的风险;第二,扎根理论重视个体层面的逻辑链,避免了量化研究对个体的忽视;第三,在掌握了编码规则之后,这一研究具有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可信性和科学性得到了增强;第四,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理论的敏感性,动态地比较和调整已有的理论,使得最后形成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时代感;第五,研究具有较强的“有用性”,在该研究中,研究者根据新提出的三个维度,引入技术这一变量进行讨论,有效分析了技术在当代中国内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危机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
由已有的研究来看,扎根理论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新鲜而规范的方法保障,其方法论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
扎根理论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作为一种问世半个多世纪的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对各个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而其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理论追求对于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更具有很高的匹配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扎根理论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适用性
在研究传统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以阐释主义哲学传统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扎根理论兼有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强调实证研究和数据的重要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这可以为强化中国新闻学实证研究提供重要途径。
在研究逻辑上,当代中国新闻学原创性研究主要以归纳逻辑为主,从实践中总结出观点,但缺乏演绎逻辑,很难对观点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归纳和演绎逻辑的混合”(卡麦兹,2018:132),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论证不足的问题。研究者需要归纳地发展理论,然后不断检验直觉,过程充满理论推演的诱导性(abductive),得出的理论结果也更加扎实。
在研究方法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大多以质化研究方法为主,科学性、可信性、有用性等方面并不突出,规范性不足;而相关的量化研究则缺乏理论深度,得出的结论有时“拍脑袋”也能想到;还有文章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要求研究者抛却质化与量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升新闻学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比重。
在理论建构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理论研究脉络大多自上而下,整体上缺乏建构感,仅有观点陈述,缺乏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支撑,以宏观论述为主。而扎根理论则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脉络,在建构中观理论和实质理论[1]方面独树一帜,可以在建构新闻学的中观理论和实质理论方面提供有益的视角。
在适应场景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缺少具体场景和场景的多样性,而扎根理论目前已在社会学、政治学、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广泛应用,场景适应性较强,许多涉及文本数据和理论概念的场景都可以使用扎根理论,理论适应性较强。多样性场景的适应与介入可以将新闻学研究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得更加紧密。
在实践应用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目前仍以学理性探讨为主,部分观点和结论虽然关照了现实,但仍达不到有效指导实践的要求。扎根理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明显,关注意义和过程,理论扎根于实践,可以对实践经验进行恰如其分的概括,且生成的理论有深度,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对经验世界产生更加有效的指导。
在国际共识上,目前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国际上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提炼不够,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方法的国际共识度不高。而扎根理论作为在国际上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形成能力,可以基于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提供富有想象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进入世界舞台的有效工具。
(二)中观研究图景的补足
中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也译作“中层理论”。罗伯特·默顿认为:“中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微观的而且必要的操作性设计,也不是一个囊括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变迁的完整统一的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Merton,1968:39),格拉泽开创扎根理论时也正是提倡“建立有用的中观理论”。
从结构上来看,宏观理论结构较为简单,涉及变量较少,好的宏观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与较高的可解释度;中观理论的结构更加复杂,涉及的变量也更多,其情境感要求更强,往往针对某些具体场景和具体案例。
以发现中观理论为主的扎根理论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中观研究可以有效弥补传统宏观论述中实践性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具体的场景中将理论与实践勾连起来,使理论源于实践,在实证与思辨的基础上实时更新,进而高于实践,指导实践。
中观理论作为连接宏观的一般理论与微观的特殊理论的中间地带,“摆脱纯粹思辨的抽象推理和零碎的经验研究的路径束缚”(汪仕凯,2017),从经验中总结出理论框架,进而为经验世界提供理论指导(易莲媛,2017)。它不会像单纯的宏大理论那样“大而无当”,也不会像单纯的微观理论那样“小打小闹”。这一中观理论研究图景的加强,正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迫切需要补齐的一块“拼图”。
其他学科对于中观研究图景的引入可以为新闻学提供参考,尤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已经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发现,中观研究图景的引入,能够填补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在宏大叙事和经验研究之间的真空,进而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理论的中坚力量(唐斌,2018)。例如有学者通过大量扎实的基层经验调查和理论探索,建构了“刚性社会矛盾”这一概念,为构建社会矛盾中观理论做出了贡献(朱力、李德营,2014;叶南客,2018)。
结论:寻找总结“中国经验”与形成“中国理论”的优质方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扎根理论历经半个世纪的应用与发展,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正在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内生根发芽,被更多人所认知、学习和应用。
那么,可以总结“中国经验”与形成“中国理论”的方法有很多,为什么说扎根理论是一种“优质”方法呢?一是它综合了定性与定量、归纳与演绎的特性,可以改善质化研究“科学性”和“可信性”不足的短板,形成更加规范的方法工具,一定程度上打破目前学界存在的“方法论鄙视链”。二是扎根理论在哲学传统、研究逻辑、理论建构、适应场景、实践应用等多个方面与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需求存在较高的结构性匹配度。三是因为扎根理论强调了中观理论建构的视角,这是当前中国新闻学原创性研究中建立经验理论亟待补充的视角。四是扎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意味着其理论必须高度贴合实践,有较强的“有用性”,这可以有力地提高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成果与现实发展的动态拟合。
作为扎根理论半个世纪发展以来的集大成者,卡麦兹对扎根理论有着深刻的观察。她在与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教授格雷厄姆(Graham R.Gibbs)的对话中谈到,扎根理论还在不断更新和发展,未来会变得更加流行和实用。当然,扎根理论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在适合的场景中扎根理论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2]。总的来看,扎根理论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可以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中的“常规储备”。与此同时,这一方法难度较大,学习周期较长,需要经验积累,才能准确与熟练使用,发挥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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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实质理论(substantivetheory)指的是对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特定问题的理论解释或说明,例如贫困县的教育公平问题,大学生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等。
2[2]访谈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5AHmHQS6WQ&t=2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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